2 “源”——山东古代藏书理论的成熟与完善(1644—1919)

《山东图书馆学史研究》一书认为，从1644年至1919年，山东藏书更加丰富，藏书家们注重从内容和形式两个角度着眼收录文献，重版本、重旧本奇书，在校勘学、目录学、金石学、版本考据学、辑佚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进步。特别是周永年提出的先进的《儒藏说》及《儒藏条约》，标志着山东藏书理论发展成熟，之后日渐完善。这一时期藏书情况及藏书理论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山东藏书楼发展迅速，各具特色，为古代藏书理论的进一步完善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如“海源阁”藏书校勘编目精心完善，刘喜海的“味经书屋”朝鲜版本藏书独特，王懿荣的“天壤阁”收藏内容种类繁多，吴式芬的“陶嘉书屋”金石收藏特色鲜明，陈介祺的“簠斋”(又名“十钟山房”)钟鼎彝器藏品丰富，许瀚的“攀古小庐”铜镜铭文独具特色等。

第二，周永年提出并建立的“公藏公用”、复本藏书、藏书分类及主题整序导读、编制联合书目、“为读者服务”、科学管理藏书的藏书理论及其实践活动，在当时甚至后世都产生了积极影响，促进了山东古代藏书事业的极大发展，标志着山东藏书事业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他的先进藏书理论展现出的图书馆学思想，对山东乃至我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的发展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第三，目录学方面出现了集大成的著作，即马国翰编撰了《玉函山房藏书簿录》、孙葆田总纂了《山东通志·艺文志》。《玉函山房藏书簿录》的类目编排方法体现出新与旧的融合，尤其可贵的是继承了刘向刘歆父子撰写书目提要的优良传统。《山东通志·艺文志》在辑录内容、规模、编纂质量等方面是前所未有的，代表了这一时期山东目录学研究方面的最高水平，为山东地方史与图书文化的传承做出了巨大贡献。杜泽逊教授称之为“山东之《四库总目》也”[8]。

第四，校勘学研究也较以前有了进步，主要体现在马国翰编撰的《玉函山房辑佚书》中。在编撰过程中，他力图通过辑佚校勘批判性地继承前人的成果，辑出准确可靠的佚文、佚书提供给读者使用，具有一定的先进性。

3 “流”——山东现代图书馆学的确立与繁荣(1919—1949)

《山东图书馆学史研究》一书认为，自1919年以来，随着西方公共藏书观念东渐，山东现代图书馆学家继承发展前辈的藏书理论和图书馆学思想，积极探索新时期图书馆学发展道路，为推进图书馆现代化转型而不断努力，促进了现代图书馆学思想的确立与繁荣。他们做出的突出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分类法研究主张中西合璧。《山东图书馆学史研究》主要列举了王献唐和屈万里的观点。王献唐于1931年撰写的《如何能使中外图书排列一处》倡导重新编制完善的中国分类法，使中外图书都能科学归位。在王献唐指导下，屈万里打破传统框架，参照杜威十进分类法，结合山东省图书馆馆藏实际以及发展规划，于1932年主笔编成《山东图书馆图书分类法》，使山东省立图书馆在图书分类方面开创了新的局面；屈万里发表的论文《站在中国图书馆立场上对于图书分类法文学分类的商榷》(共分上、中、下三篇)、《子部杂家类之新的分类问题》，进一步阐述了他对中外图书分类法的独到见解，认为当时分类法的编排理论与实践脱节导致图书不能有效归类。这些研究成果促进了山东图书分类法的不断创新与进步，在当时国内也处于先进行列，标志着山东现代图书分类工作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

第二，目录学研究务求新突破。《山东图书馆学史研究》以王献唐和屈万里为例进行论述。王献唐于1937年撰写的《双行精舍书跋辑存》、屈万里于1937年编纂的《山东省立图书馆善本书目》及其1947年完成的《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目初稿》都是这一时期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不仅展示了山东的目录学研究新高度，而且对于中国善本书目的检索与利用、对外宣传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第三，古籍和乡邦文献整理获得新进展。《山东图书馆学史研究》主要选取王献唐和路大荒的成就进行说明。王献唐不遗余力整理出版了多种乡邦文献，如《海源阁宋元秘本书目》《印林遗书》《长安获古编校补》《顾黄书寮杂录》《海岳楼金石丛编》《山东省立图书馆丛刊》等，均为学术界所珍重。特别是1934年整理出版的《山左先贤遗书》，向世人展示了很多鲜有人知却颇有价值的山东先贤手稿，构建了近300年来齐鲁学术发展变化的清晰轮廓。另外，蒲学研究专家路大荒撰写的《蒲柳泉先生年谱》《聊斋全集》，为蒲氏著作的收集、整理、鉴定、研究和国际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国内外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文章来源：《山东农业工程学院学报》 网址: http://www.sdnygcxyxb.cn/qikandaodu/2021/0707/73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