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结论

综合利用改进的EBM 模型和DEA-Malmquist指数从静态和动态两个层面综合测度2009—2018年山东省生态创新效率，并对其增长指数进行深度剖解，识别其增长的动力源泉，进而分析山东省生态创新效率的区域异质性，构建Tobit 面板模型分析其影响机制，得出的主要结论有：

（1）山东省生态创新效率整体水平不高且区域异质性明显。从静态测度结果看，山东省生态创新效率平均值在0.65～0.85 之间波动。胶东经济圈、鲁南经济圈、省会经济圈依次排列，胶东经济圈的生态创新效率在0.75～0.95 之间缓慢增长，鲁南经济圈的生态创新效率在0.7 左右微幅波动，省会经济圈的生态创新效率值在0.55～0.75 之间游走，略低于胶东经济圈和鲁南经济圈。从动态测度结果看，山东省生态技术进步水平并未实现根本性的变革和提高，这也是生态创新效率增长指数降低的主要原因。区域比较看，胶东经济圈的5个地级市实现了生态创新技术进步的提高，省会经济圈中只有济南实现了生态创新技术进步的增长，其余5个城市的生态创新技术进步指数均不同程度地下降。鲁南经济圈中的4 个城市生态创新增长指数均不同程度地下降。总体来看，山东省生态创新效率实现增长的地级市总共只有青岛、威海、济南，占比仅为18.75%，整体情况不容乐观。不管是山东省还是三大经济圈，生态创新效率增长均取决于生态创新技术进步的增长，提高山东省生态创新效率需要先提高生态创新技术进步水平。

（2）胶东经济圈、省会经济圈、鲁南经济圈生态创新效率的影响机制各有不同。胶东经济圈的人力资本、产学研合作、产业结构高级化、创新驱动、竞争潜力、内需及外需水平对生态创新效率具有显著性正向影响，城镇化水平会产生负向显著性影响，环境规制及基础配套水平的影响不显著。省会经济圈与胶东经济圈不同的是，其基础配套水平会对其生态创新效率起到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内需水平则产生显著性负向影响，其他因素的影响机制与胶东经济圈的影响机制类同，影响的方向相同，只是影响程度大小有所差异。鲁南经济圈的环境规制水平会产生较强的正向促进作用，基础配套水平也会产生正向影响，而内需水平对鲁南经济圈的影响并不显著，其他因素的影响方向同胶东经济圈，影响程度略有不同。

（二）政策建议

鉴于此，需要充分考虑区域异质性，制定区域特色明显的生态创新效率提升措施。

（1）胶东经济圈需深化人力资本水平，扩大在校大学生规模的同时提高大学生培养质量。多种渠道构架产学研合作的网络体系，特别是调动和发挥企业在生态创新中的积极性。在充分发挥产业结构高级化正向促进作用的同时更需注重产业结构与要素禀赋结构的耦合协同发展。适度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不能单纯倚重人口集聚的伪城镇化，更不能采取一刀切式的统一模式推进城镇化，需要依托新型城镇化及城乡融合发展战略，逐步推进核心城镇与新型农村社区融合、共生、互促、可持续性的新型城镇化立体化发展模式，培育生态型城市综合体并搭载立体化交通、通信等新型基础设施，促进其溢出效应的发散，带动小型城镇及农村社区在产业链上与生态型城市综合体有机衔接，注重新型城镇化的人口、空间与区域性优势产业布局协同优化，实现“创新—资源—环境—经济”综合平衡的可持续性生态发展布局，促进生态创新效率的提高。进一步地，充分发挥胶东经济圈的区位优势，在内需和外需方面多重发力，重视市场机制作用，降低政府规制的范围，助力生态创新效率的提升。

（2）省会经济圈除在人力资本培育及新型城镇化发展方面可以采取类胶东经济圈的措施外，需多端发力培育竞争潜力，构架稳固的科技支撑基础，其中创新主体的培育是必由之路。构建产业合理转移机制，基于全球价值链，找准突破口，区域内错位布局，尤其是产业布局避免同质化，鼓励优势产业率先在组织、文化及技术等多方面创新升级，并构建产业联盟，共同拓展生态创新领域。同时，适度发展生态型新兴产业，尤其是环境友好型和资源节约型的前瞻性新兴产业，积极对接全球生态产业链，打造区域生态创新系统。对于省会经济圈内历史性的、传统的高能耗产业，特别是济南、淄博，保持高规格、高标准的监管要求，出台经济激励、政策激励等方式从外部刺激传统的高能耗产业创新升级，并激发高能耗产业内生性的升级需求，主动参与到生态创新发展中，真正促进生态创新效率的可持续提高。

文章来源：《山东农业工程学院学报》 网址: http://www.sdnygcxyxb.cn/qikandaodu/2021/0708/750.html